主编寄语｜张凌云：从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到寻找规律：做有学术思想的研究
张凌云
《旅游学刊》执行主编
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
2022年是让旅游学者寄予希望和期待的一年，在经历了持续两年的新冠疫情，旅游业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停摆，旅游复苏的预期和预测一再落空后，对于2022年旅游重振的心情尤显迫切，希望在疫情的硬约束消除后，旅游能尽快地重拾增长态势。但必须看到，旅游业发展的内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链解构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种变化，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这是面对国家发展优势和现实约束提出的发展战略。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经济压力，要求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财政部和各地政府都已经为过紧日子、苦日子做准备。由此看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与疫情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我们将面临再工业化过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没有现成的作业可抄，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已失速，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又遭遇“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供给冲击”。此外，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生育政策也随之从独生子女，向鼓励二胎、全面放开三胎演进，家庭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为未来经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些变化无疑也将深刻地影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是先入境旅游、后国内旅游、再出境旅游的逆序模式。优先发展入境旅游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紧缺，交通和住宿设施供给有限。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增加，外汇盈余，尤其是假日制度的改革，国内旅游乃至出境旅游得到了快速增长。因此，我们习惯了以GDP逐年增加的语境来叙事，如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8000美元和10000美元来解释旅游需求规模、质量和频次增加的直接原因。面临未来复杂多变的经济走势，仅用GDP这一单一指标不足以描述和解释旅游需求了。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滞后于旅游业发展实践，缺乏对诸如旅游消费函数（模型）、旅游机会成本、旅游需求弹性、边际旅游消费倾向等基本的旅游经济指数或经验参数的深入研究，也鲜有旅游业与通胀率、经济景气度、就业率、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存款利率、家庭和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经济指标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虽然反复强调旅游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但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却缺乏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索洛模型、哈罗德-多马-希克斯模型、卢卡斯模型、库兹涅茨曲线等那样的系统性思考和生产函数分析。因此，我们仍没有从宏观经济的视角系统性地认识旅游产业的运行机制，以及在国民经济体系内的作用机理。如从双休日、黄金周到带薪假期是释放国内旅游需求的制度性改革，对旅游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闲暇时间与居民收入是决定旅游需求和消费的两大主要因素，但两者又是互补关系。在目前待业人口增加，企业效益下降甚至濒临破产的严峻形势下，再增加休假时间是否一定能刺激旅游需求，是值得存疑的。增加收入与增加休假时间两者间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刘易斯拐点”？再如一些旅游景区希望通过免除门票的办法来增加游客人数，增加景区内的二次消费，但事与愿违的是，大多数免费入园的游客往往是没有任何消费意愿的附近居民，反而对有消费意愿的中远程游客产生了“挤出效应”。又如我们一方面听到休闲度假是观光旅游的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又流行网红“打卡”，殊不知去景区“打卡”就是属于观光旅游。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说法广为流传，众口铄金，积非成是。
此外，我们耳熟能详的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的说法其实也是有前置条件的，产业与产业（产业链）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即产业关联，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前向和后向两个方面，并分别可由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测量。影响力系数是指，当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1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越大。而感应度系数是指，各产业部门均增加1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产业由此所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感应度系数越大，说明国民经济发展对该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大，当系数>1时，表明该产业的感应能力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004年，北京市统计局曾做过测算，北京旅游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为0.8025，说明北京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波及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而感应度系数为3.8175，说明旅游产业的感应程度很高，对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很高，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旅游业的发展才有基础，同时，经济越发展对旅游的需求程度越大，这种需求远远大于社会平均需求。将旅游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比较，可以看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小于其受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旅游业是一个因经济增长而快速发展的产业。如果经济增长放缓的话，旅游产业的带动效果就不明显。40多年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任何夸大和贬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旅游经济运行有其内在规律和自身逻辑。当然，旅游业除了具有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事业属性），这同样可以从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的角度做类似的比较研究。
对于目前在防疫措施的硬约束条件下出现的城市周边游、乡村休闲热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旅游消费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转型趋势，这些都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以及科学的证实或证伪。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乡村民宿热。
2022年是艰难而又关键的一年，在由传统的三大旅游市场演变成单一的国内旅游市场格局下，如何避免内卷、稳定内需是旅游业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从旅游产业规模看，或许会收缩到20年前的水平，但又不是简单地周期性轮回或倒退，毕竟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已经今非昔比，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在新基建、新农业（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工业（工业互联网）、新商业、新零售风起云涌的当下，该如何定义新旅游（虽然早在1993年德国学者阿莉娜·普恩曾给出过新旅游的定义，但也时过境迁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旅游业如何实现重振？旅游如何在新经济浪潮中实现华丽转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旅游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和旅游理论的指导，以及对未来发展走势的研判和洞见。
目前一些基于微观案例的旅游研究论文，类似于新闻报道，只是描述现状，或仅做表层的解释说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于缺乏内外生多因素和系统性的研究视野，容易出现萨缪尔森所说的合成谬误。对于现象或问题的研究缺乏基本的底层逻辑和因果关系演绎，没能从现象中透视本质，更没有上升到对于规律的探求和总结。尽管目前大多数论文都采用了计量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假设检验、层次分析法等），但计算不能代替思想。由于受研究选题、变量选择、数据来源等局限，这些旅游学术研究无法形成具有普适性、规律性、解释力的原创性成果，也难以对旅游业的未来走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旅游学科在与其他学科跨界、交叉和融合过程中，原有的话语体系被解构，学科边界日趋模糊，学术阵地逐步丧失，研究对象渐渐泛化。如对智慧旅游的研究，应该以信息技术来解决旅游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如果跨界到宅在家里足不出户，只是利用信息技术（如可穿戴的VR/AR）实现诸如“神游”“卧游”“网游”之类的虚拟旅游，已经超出了旅游的定义域。旅游一定是离开惯常环境，亲临现场的身体体验和场景消费，在这一基础上可以采用信息技术来丰富和改进游客的各种体验，也就是说，智慧旅游是给出线上与线下（O2O）如何实现无缝对接的解决方案，否则就跨界到在线网络游戏场景设计的领域了。类似地，最近热炒的元宇宙，就是建构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世界，那也超出了智慧旅游的研究范畴。旅游学科的不成熟还体现在没有形成库恩所说的研究范式，缺乏核心概念和专业术语体系，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旅游学科建设仍处于前范式阶段。
前已述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有异，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更需要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而旅游理论的创立完善离不开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旅游科学大厦只有在不断的质疑和批判中夯实基础，才能更上层楼。面对纷乱复杂的大变局，唯有怀着对未来和未知的敬畏，坚守学术良知底线，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从事旅游学术研究，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最后，衷心希望2022年在《旅游学刊》上能有更多“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论文发表，这也是《旅游学刊》和广大旅游学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 吴巧红
责任校对 || 宋志伟
技术编辑/插画 || 孙佼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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